[榜样人生] 亲历护士的真实回忆：周恩来生命中的最后时光

本文由曾经工作在周恩来身边的护士口述，这些护士的讲述和她们的为人一样，朴实无华，感情真挚。
　　一
　　1972年初，也许更早些，周恩来就出现便血情况。专家们会诊的结果我们不全清楚，我只是看到周恩来更加没日没夜地工作。每天睡眠多则三四个小时，少则一两个小时，甚至几十个小时不合眼。医生劝他做全面检查，他不干。他望着医生时，目光阴郁、镇定，带着沉思和一种淡淡的哀凉，低声恳求：“你们先不要忙，先让我忙过这一段。再说，查出癌症又有什么办法?我这么大岁数了，能多忙几天，多处理几件事就可以了。”
　　那天，周恩来已是30多个小时没合眼。究竟处理了多少文件，接待了多少人，恐怕秘书也算不清楚。夜里一点多，似乎他老人家该歇口气了，秘书却看着手表提醒：“总理，还有14分钟。”
　　“唔，你们做准备，我刮个胡子。”周恩来身体微微一晃，又迅速恢复了惯常那种快速敏捷的步伐。总理现在要刮胡子，说明又是外事活动。他注重仪表整洁，说这是一种礼貌。
　　时间所剩不多，看来又顾不上吃饭了。我和小高便给负责招待工作的李维信打电话。打完电话回来，屋里屋外乱纷纷：周总理“失踪”了!同志们紧张寻找，忽然有人说：“哎呀，总理不是说要刮胡子吗?”大家立刻寻到卫生间。进门的一刹那，所有人都怔住了，唉，我们的总理哟!他垂落的左手下，有一条面巾，他微屈的右臂，手里仍虚握了沾有肥皂沫和胡子茬的刮脸刀，他就歪在镜子前边睡着了!他英俊的面孔曾使所有的中国人为之骄傲，现在却变得那么瘦削灰黄；他的眉毛依然威武，双唇仍然露出善良、慈爱，可是他的眼窝却是深深地、深深地凹陷下去……别出声，都不要出声，我们用颤抖的目光互相提醒，心血翻呀翻，翻上壅塞的喉咙，我们只能让泪水在眼圈里悄悄地、悄悄地旋转。
　　可是，周恩来双肩一震，眼皮忽地掀起，便听到“哎呀”一声轻唤，周恩来已经抹抹脸朝外急走，一边抬手看腕上的表，一边喃喃：“糟糕，我睡着了呢，迟到了，迟到了，这次怪我……”“总理!”我们小声叫着追上去，又不敢追到他面前，尾巴一样跟在他身后。因为我们在流泪。
　　来到新六所，韩念龙等同志已经等候在那里，迎上总理便汇报情况。这时，周恩来那灰黄的脸奇迹般地出现了恢复片刻的青春的红晕和光彩。我早就发现了这个秘密：只有工作能够使总理显出年轻。
　　李维信轻轻走到周恩来身边：“总理，吃碗面条吧?已经给您准备好了。”
　　“不吃了。”周恩来这一声又显出疲倦。他那威武的眉毛耸了耸，小声说：“你帮我想想法子，看能不能买两块咖啡糖?”李维信很快便取来两块咖啡糖。周恩来剥糖纸时，手指微微颤抖。他从来不曾吃什么糖块，这次连吃两块。大家都明白，咖啡可以提神。
　　会谈开始了，是与越南总理范文同。越方不停地提条件，不时又在出尔反尔，好像我们援助他们只能是无条件无限制地满足一切。会谈十分艰难。周恩来不停地喝茶，但他越来越掩饰不住耗尽血汗之后的极度疲惫。借李维信上水的机会，他小声吩咐：“给我送条湿毛巾。”
　　女服务员很快就用托盘送来了凉毛巾。周恩来拿过毛巾，在额头和眼窝的部位反复擦拭按摩，然后放回托盘上，哑声说：“谢谢。”
　　女服务员的目光从周恩来的脸上一掠而过，她不敢多看啊!周恩来刚刚擦拭过的脸又恢复了光彩，但那湿漉漉的光彩有多少是水，又有多少是汗?当他用力按摩额头时，他是怎样艰难地从全身每一个细胞里挤压搜索聚集残剩的最后一些血液和热力啊!女服务员嘴角一抿，迅速垂下眼帘退出了。她是在强忍住自己的泪水。
　　不到10分钟，周恩来又用眼色讨毛巾。女服务员上毛巾时，他小声请求：“要热的，热一点。”第三次上来了热毛巾。周恩来一边倾听范文同的喋喋不休，一边将热毛巾用力按在额头上，片刻，迅速而有力地在脸上搓几下，将毛巾还给服务员，小声嘱咐：“再热些，要烫的。”女服务员退下不远，便听到了周恩来的声音。他与范文同会谈的声音始终那么清朗流利，句句反应敏捷，字字切中问题实质。
　　服务室里，两名女服务员用滚开的水为周恩来涮毛巾，腾腾的蒸汽凝聚在睫毛上，眼圈里又有泪珠，端了毛巾望会议室，灯光下便显得五彩斑斓。周恩来在倾听范文同讲话时，将热气逼人的毛巾抖开，灼自己的额头、眼窝、脸颊、脖颈……放下毛巾后，便又开始回答问题，阐明道理。
　　会谈从夜里两点，一直进行到旭日东升。其间，每隔10分钟服务员便送上一次开水涮过的毛巾。总理要走了，两位女服务员没有像往常那样丢下手里的活儿，追出去送周恩来。
　　他们俩丢下毛巾，放下开水瓶，面对面垂头站立，各自捧着手怔怔地出神。
　　“什么毛病，你们这是……”李维信走近两步，突然住了嘴。两位年轻姑娘笋一般嫩的手，如今红得像他家乡出产的那种小水萝卜，手指和掌缘烫起一串晶明透亮的小水泡，并且闪闪地泛出光泽。 　　
　　“哎呀，烫这么多泡，”李维信皱一皱眉，他不善于跟女孩子讲什么体贴话，有些结巴：“你、你们辛苦了，也，也是为工作嘛……”两位女服务员仍是一动不动地捧着手，心在颤抖。“……总理……”一声哀哀的轻唤，两名女服务员压抑已久的哭声便挣脱喉咙的束缚，一下子灌满了服务室，传入空荡荡的会议室，久久不息地回荡着。于是，这位山东大汉李维信也低下了头。他哭了。
　　周恩来患了膀胱癌，发现早，听医生讲，这个病重要的是必须治疗及时。可是周恩来外事活动太多，又要总理天下大事，总是一拖再拖。这一拖，本来很好做的手术，非得动刀不可了。动刀子可就要伤身伤元气!那天，周恩来处理完桌上堆积的一叠叠文件，立起身，摘下了和某些工人做工时戴的毫无两样的套袖，小心翼翼叠整齐，目光在上边停留几秒，胸脯忽然一下大起伏，脸孔便转向一边。接着他又在屋中立住脚，环顾一圈，默默地向这里的一切告别。当他的目光在墙壁上的图表和办公用具之间留连往返时，我的心突然战栗着抽缩起来。
　　二
　　位于文津街的解放军305医院，病房大楼底层有两套宽敞的病房。一套是为毛泽东准备的，他没有住。另一套住进了人，就是我跟随已久的周恩来。
　　那是1975年年初的一天，专家们又为周恩来做了一次手术。包扎伤口时，躺在手术床上的周恩来缓缓睁开了眼。他黯淡的目光透出若有所求的神色，嘴角微微抽动着，发出微弱的讷讷声：“叫，叫李冰同志来。”“嗯”，李冰轻轻应着，侧耳俯身，贴近周恩来的唇际。于是，周恩来呼出的热气和艰难吐字的声波，便直触她的肌肤、耳膜，从她心房唤来了春雷一般的隆隆回响。
　　“云南，云南锡矿工人，肺癌发病情况，你，知道不知道?”
　　“知道。”
　　“你们，要去解决这个问题，马上就去。”周恩来断断续续，讲完这句话，鼻凹处已经沁出汗。李冰用力抿紧嘴唇、点头，防止泪水盈眶。她翕动着鼻翼，哑声说：“我就去，请总理别说话了，千万要好好休息。”她不敢久留，把头一扭，匆匆退出手术室。
　　一进走廊，李冰猛地张开嘴，压抑已久的泪水便如决堤的小河一样流泄下来。
　　这次手术后，周恩来的身体更虚弱了。
　　刚能下地，他便又开始了夜以继日的工作。1975年5月的一天，周恩来在散步时，曾问身边的医护人员：“你们说实话，我还能坚持多久?”医护人员一怔，马上竭力绽出笑，想用几句轻松的安慰话搪塞过去。周恩来抬眼望天空，仿佛是在正视那冥冥之中的死神，又像是在寻找马克思在天之灵，忽然坦然地笑了。他长长吁了一口气，渐渐收去笑容，换上一种严肃神情，重新望着医护人员：“你们一定要把我的病情随时随刻如实地告诉我，因为我还有许多工作，要做个交待。”
　　即便是名演员，面对周恩来这样严肃而又坦诚的目光，也是无法做戏了。医生眼里陡地涌起一层泪花，声音哽咽、颤抖：“怎么讲呢?总理，你叫我们怎么说……”周恩来脸上恢复一丝不易辨清的浅笑，缓缓点头；极轻极轻地说出一声：“不用说了。”
　　6月间的一天，周恩来坚决拒绝了所有医生的劝告，理发修面，拖着沉重的病体，同夫人邓颖超一起来到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参加为贺龙元帅举行的骨灰安放仪式。当我们打开车门，扶周恩来下车后，他便缓步走向摆着签到簿的桌子。若是换了其他一些人，那是一定要被搀扶着走了。周恩来是不会要的，他以极大的毅力顽强地保持着自己的形象，周恩来就是周恩来!和往常一样，他的衣服笔挺，容不得一丝皱褶和污垢。他的头发一丝不乱；威武的浓眉下，两眼依然是熠熠放光，像火一样温暖着人，鼓舞着人。
　　但是，他毕竟是耗尽心血，被病魔折磨得衰老多了，瘦弱憔悴，再不能像往日那样神采奕奕，走路风一般轻快，举止洋溢出潇洒和矫健。他竭力让步子迈稳，以保持身体平衡；一步一步，走得很缓慢，又要保证连续性。他为此付出了怎样的努力?当他用笔签到时，手剧烈地颤抖着，以致于任何一位在场人都一眼就能看出来。当笔尖跳动着向纸面贴近时，每个人都提起了一颗心，屏住了一口气。
　　这是场特殊的较量。是周恩来的顽强意志，对战友的思念哀悼之情与病魔与癌症的一场较量。究竟谁更强些?他终于将精灵一样颤抖跳跃的笔尖按在纸面上，吃力地又是坚持不懈地移动着：周——恩——来!他无数次用笔改变了山河，写出了历史。现在，他终于又写出了他光辉的名字。
　　签过到，周恩来便朝休息室走去，在门口就大声呼唤：“薛明，薛明同志!”周恩来近半年来，还不曾有这样响亮的声音。贺龙的遗孀薛明，闻声抬头，叫一声：“总理!”立刻奔过来，满脸是泪，周恩来张开双臂，一下子拥抱住她；身体由于悲恸而颤抖着。
　　“薛明啊，”周恩来哀声哽咽，“我没有把他保护好啊……”说着，泪如泉涌，四周围哭声立刻响成一片。
　　贺龙的女儿紧握住周恩来的手说：“周伯伯，您要保重身体，要保重身体啊。”周恩来无言地看着她，片刻，声音颤抖地说：“我的时间也不长了。” 　　
　　这令人心碎的叹息，又一次引来悲声四起。他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面对生命的终结无所畏惧，但也不无忧伤。他忧的是国家和人民，伤的是不能多为人民服务了。
　　到了下半年，周恩来的病情不断恶化。剧烈的癌痛折磨着他。有时痛得牙关紧咬，冷汗淋漓；有时痛得浑身战栗，眉头紧锁。但他始终不肯哼出一声。
　　“总理，打一针吧?”我们眼含泪水劝说。
　　周恩来嘴角一翘，勉力做出微笑，他是怕我们看到他的样子而难受。他的声音细微地说：“放，放段‘洪湖水，浪打浪’……”我们有“洪湖水，浪打浪”的磁带，忙放起录音。“洪湖水，浪打浪”的曲调便柔和地盈满一室。
　　周恩来淡然的目光凝望着天花板，静静倾听韩英歌唱的那优美的抒情曲调。他的眼里时时迸出一丝火花，仿佛望见了那碧波连天的洪湖，望见了他的战友贺龙，忆起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的戎马生涯……可是，他的眼圈忽然湿润了，微微垂下眼帘，以手击节，合着那婉转的旋律……他一定是在默默抒发自己某种复杂的情感!到年底，周恩来又做了一次大手术。
　　至此，周恩来前后共做大小手术13次。
　　三
　　这次手术后，医生发现再也无力挽救了。
　　叶剑英元帅白天黑夜地与吴医生保持联系，一再指示：“要想办法，能延长一天就延长一天，哪怕是多延长一小时一分钟，只要可能，就要尽到医疗方面的一切努力和责任!”此前，自周恩来病重后，特别是1975年下半年卧床后，叶剑英基本上是天天来。特别是在处理重大问题的前后，必要来请求汇报。开始，他常常与周恩来一谈就是3个小时。经月之后，谈话减到了两小时。一月又一月，一天又一天，周恩来声音越来越微弱，叶剑英越坐越贴近周恩来，谈话的时间也越来越短，连一个小时也无法坚持了。
　　终于，周恩来难以再说出声了。这时，叶剑英仍然坚持天天来，来了就紧贴周恩来坐下，轻轻握住周恩来的手，他们你望着我，我望着你，嘴唇一样地颤抖，一样地说不出话，就那么望啊望，望啊望……那种情景，那份情谊，任你是铁打的心肠见了也忍受不住，不能不躲出门外失声痛哭!
　　我还记得他们最后一次谈话的情景。叶剑英叫我们都退出，无论是送水送药，不按铃不许进，从听到的只言片语，我们知道叶剑英是在汇报有关中央、有关邓小平副主席、有关“四人帮”及军事等方面的重大问题。叶帅从病房出来后，把我和小高召唤到身边，声音很轻，严肃地吩咐说：你们俩都准备好纸和笔，24小时在总理身边，一刻也不能没有人。总理原则性很强，很多事很多委屈闷在心里不讲，特别是对于中央的某些人，在最后时刻有什么内容要发泄，你们一定要记下来……叶帅不可能天天守在周恩来身边，我和小高轮流值班守候。每时每刻都有一个守在总理身边，随时都准备着抓笔记录，然而周恩来始终没有说什么。在最后的几天，索性闭紧双唇，绝口不谈政治，直到停止呼吸。
　　在他逝世后，我和小高将雪白雪白的纸交给叶帅，叶帅望着那洁净的白纸，眼里陡地涌起泪花，讷讷一声：“他一生顾全大局……”从12月中旬后，周恩来吃东西就需要用管子往胃里灌了。他不但卧床，而且无法坐起来，身体下部插了七八条管子，输液、输血、排液，他身体下部的膀胱等部位整个烂了，但头脑仍然清醒。我和小高每天轮流给他读一些国际简报、国内动态和参考资料，也让他听广播。
　　然而，剧痛袭来，完全没有反应是不可能的。有多少次我预感到有大的痛苦到来，周恩来的脸色陡然变成阴沉灰黄，转瞬间又泛出暗红，汗水一下子便冒出一层，颗颗有绿豆大，接着便河水一样淌下来。他的眼光时而迷朦黯淡，时而闪灼逼人，回避开周围的同志，在空中、在天花板上逡巡搜求。在一次次的屏息之后，那鼻翼便颤抖着张大，嘴唇也小心翼翼尽量不引人注目地咧开一条缝，喘息几口，很快又复屏息闭气，用超人的毅力去挨过那阵新的更持久的凶猛的巨痛的浪潮……他不哼不流泪，哪怕是抽缩着脸孔咧咧嘴呢?他不愿露声色，也许是为了保留那固有的美好形象。那么，为什么又绝不肯再理发刮胡子?他像珍惜生命一样珍惜他那代表了中国人民精神面貌的仪容啊……终于，我明白了其中的原因：他不肯让别人分担痛苦。
　　那天，他从昏迷中醒来。我们劝道：“总理，叫朱师傅来给你理理发吧?”他用沉思的目光望着我们，良久，嘴唇开始微微翕动。他实在难以说出声音了。静得落根针也可听到的病房里，我们仍需把耳朵贴在他唇际才能听清：“不，不要了。老朱，他、他看到我这个样子，会、会难过……”我们蓦地扭转脸，泪水立刻夺眶而出。
　　我们的总理，从卧床不起后，再没有理发、刮胡子，就为了不叫朱师傅难过。他变得那
　　么瘦弱憔悴，整个身体都抽缩了，往日的风采再也寻找不回来；他的头发蓬长；胡子青灰，长有一寸；眼窝深陷，肤色灰黄……他再也不照镜子。我们也不让他看到自己的脸。
　　朱德、小平、先念等中央首长都曾来看望过周恩来。当时中央规定，只有中央政治局委员以上的领导才能来看望。但是，许多曾在他身边工作过的同志都一再要求，非见总理一面不可。邓大姐后来同意了。但要求只许大家见总理，不能让总理看见大家。这也许违背周恩来不让别人分担痛苦的考虑。这些工作人员被安排在周恩来昏迷之时来见一见，严格规定不许哭。 　　
　　可是，怎么可能呢?这些工作人员被领进来，只能在床脚立住远远望一眼，望一眼便猛地用手捂住了嘴，泪水便汹涌而出。有的女同志踉踉跄跄往外走，没出大厅便哭倒在地，无论怎样批评、劝说，甚至呵斥都无法阻止。不见想得要死，见了痛得要死。她们心碎了，她们哭晕了。
　　老帅们也都来看望周恩来，都是在周恩来昏迷之际，立在床脚默默地望着，像雕像一般，大颗大颗的泪珠浮出眼堤，在睫毛上颤动，接着扑簌簌滚下来，落地有声!那天，周恩来又醒来，用细微的勉强能听到的声音讷讷询问医生：“主席，主席身体怎么样?”“没有大的变化。”医生小声报告。
　　“刘帅、刘帅，身体……”他突然屏住了声，瘦弱的手一下子握住医生的手，这是下意识的动作，是剧痛袭来的原因。他在颤抖，他在出汗，可是他还想竭力控制自己不要有过分的痛苦表情。我们一边替他擦汗，一边劝他哼一哼，哼一哼可以减轻痛苦。他始终不出声。嘴角咧一咧，似乎要做出笑的样子，却终于没有做出。他好容易透过一口气，喘息未定，也许发现我们在流泪，也许发现自己握住医生的手表现出了痛苦的失态，他忽然以惊人的意志力说出一声：“哎呀，你手怎么那么凉呀?”他真是为了试试医生的手凉不凉才去握手吗?这种掩饰使我心痛欲裂，却又不敢任泪水狂流。“别管我、我一个人，管、管全局……”周恩来对医生说。他松开手，独自陷入剧痛的折磨。他不喊不叫，但他的眼睛说明了一切，即使合上眼帘也无法遮掩。那看不见的抽搐颤抖和血液激荡，完全可以凭感觉察知，整个病房都能觉察出那种痛苦急促的节奏，那种冲撞交锋的波澜!“吴、吴大夫，打、打一针……”周恩来发出令人窒息的请求声。每当他再也无力在剧痛中保持不露声色时，他便这样请求。他至死不愿叫任何人来分担他的痛苦。
　　1976年1月8日晨8点左右，小高像往常那样准时来接班。做了简单的交接，我准备离开了。在门口，我像每天那样回头再望一眼我们的总理。他仍在昏睡。唉，他这一生睡得太少，太少了!在正常年月里，他一天可以睡到4个小时；近10年中，由于天下大乱，他一般每天只睡两三个小时。什么叫全心全意?什么叫呕心沥血?什么叫夜以继日、不知疲倦?你只须在周恩来身边呆一呆，便一切都明白了。
　　“老张!老张!”我躺下不到一小时，小高旋风似的卷进来，脸色煞白，紧张使他把两肘紧夹在胁旁，声音随着目光一道颤抖，“总理、总理不好……不好了!”我像挨电打一样，从瘫软中一跃而起，赶忙往下跑。
　　片刻之后，我稍稍定一下神，看到病床旁只有几名专家，其余20来个专家医生已经稍稍后撤，环绕四周默立。我想起生命的标志，忙凑到示波器那里去看心电图，那里显示着周恩来跳动的脉搏。
　　终于，我开始慌了，那脉搏越来越弱，我心里那团火也越燃越小，后来几乎要化作一缕游烟……我受巨大的紧张恐惧所驱迫，离开示波器，冲到周恩来的床边，一把抓住他的手，好像在抓着一个最伟大最美好的生命，生怕被别人夺走。我要尽我的一切力量把那生命拖回来呀!“总理、总理!”我叫着，手掌却鲜明地感觉到他的手指发凉了，那么快，那么突然。我慌极了，摸着、抚着，想温暖回来。